其他店主在遇到职业打假人的投诉后
来源:    发布时间: 2020-11-17 21:24    次浏览   

某大型连锁超市的相关负责人公开表示,单单是该超市今年上半年因打假人而接到的法院传票就有291张,索赔金额达50万元,这还不包括因为索赔金额不大而“私了”的数目。换句话说,上半年132个工作日内,每天该超市的法律顾问都得至少跑两趟法院。

公开资料显示,2014年的“新消法”实施一年后,2015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审理的消费者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同期增长了10.3倍。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通报,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对案件增长“贡献”最大。

不过,栾辉也承认,有些情况下他们还是倾向于调解的:“罚款额度太高,有的小超市一年就赚几万块,根本无法承受。”

在栾辉看来,这些打假人掌握的法律法规有时候比食药监人员还要专业。这类打假人也更易引爆超市老板的情绪燃点。

“到超市里寻找快过期商品,找到后藏到犄角旮旯,过几天,产品一过期,再把它拿出来。”职业打假人陈陆(化名)透露,那些单独行动的打假人往往以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挟超市,并且屡试不爽,只要能证明产品过期,超市至少要赔钱给“打假人”。

武刚随后拍照片发到同行群里,群内同行提醒武刚,此人是“惯犯”,有多次调包敲诈的前科。武刚当即把超市的门拉下来,随后与该男子发生肢体冲突。“我拿了胶棍把男子打到门口去,冲突持续几分钟。”

“以后小超市就不去逛了,要钱太麻烦。”青年男子拿了500元现金后当着罗云的面给食药所打电话,撤诉。事情了结。

有商家解释,“打假人就把食药所当枪把使,就拿这个压着超市,你这个按规定罚五万,跟打假人私了后,千八百元就能了事儿。”

“知假买假受法律保护。如果恶意打假,就有敲诈的味道了。”一位从业多年的职业打假人这样形容。

数年内,活跃于北京中小超市的“恶意打假人”已形成了一个江湖。

武刚回忆,他把男子堵在了超市内,随后报警。警方在男子车内发现了散装猪头肉、香肠、猪肚等过期食品。据警方通报称,该男子对自己以“打假”为名对武刚进行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,并供述了其他几起相同的违法行为,男子在次日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。

与罗云一起接受调解的8位老板,均被举报出售的商品存在问题。如果不接受调解,都将面临处罚。

虽然挨了骂,但罗云还是坚持见面。对方指定了见面的时间、地点。7月6日,罗云在北京城东一处地铁站旁见到了打假人——一名骑着摩托的青年男子。

“‘调解’有一个先决条件,需要双方同意。我们的原则是,能罚款一定罚款,既让超市长教训,又要控制恶意打假人收钱的意愿。”通州区马驹桥镇食药所所长栾辉告诉记者。

陈辉作为通州当地超市行业协会的会长,被同行认为是能“攒事儿”的人,其他店主在遇到职业打假人的投诉后,往往会找他求助。近一年来,他收到过北京各城区店主寄来的求助材料、视频及照片。

几番催促后,对方有些急了,在电话里大声说:“你在我身上多耽误一个小时我就到你超市多去一趟!500块对我来说就是个小屁钱,我是看在食药所的面子上给你撤诉。”

与罗云一起被投诉的超市老板刘会(化名),在被打假人以罚款10万的要挟下,被迫赔偿了2000元。刘会描述,举报人称从他家购买的冬虫夏草未标注不能给婴幼儿、孕妇食用,要求拿2000元了事儿。“这够不够罚你10万吧,有这一个就靠谱了”,在与打假人的会面中,打假人这样说道。

对此,有消协人士介绍,确实有一部分打假人属于恶意的“混钱”行为。这些大家人在心里是有“底价”的,如果维权部门不能够满足他们的价位,他们就会进行行政复议,甚至行政诉讼,在这个过程中,先关部门就要陪着复议,这极大地浪费了本应用于普通市民消费维权的行政资源。

这本是一条有利于约束商家的法规,现在却被某些打假人钻了空子,成了他们发家致富的“杀手锏”。

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3条规定:“因食品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,购买者向生产者、销售者主张权利,生产者、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,人民法院不予支持。”

“难点在于没法判断对方是不是恶意打假。他就是来二十次,我也得把他当做正常消费者投诉对待。”通州区马驹桥镇食药所所长栾辉告诉记者。

不过,这种看似正常的雇佣关系,却带有浓厚的“封口费”性质。陈陆透露,曾有数年时间他返回老家从事其他生意,该厂家便断绝了红包和奖励。随后,他重新拾起打假这一行,连续对这家企业进行起诉,又恢复了往日的“保护关系”,甚至有知名企业为安抚他,以百万级现金形式入股他的公司,目的就是不被“起诉”。

目前,随着调包式的恶意打假日渐增多,超市行业与打假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。由于超市行业地域性较强,同行、同乡抱团对抗,加剧了冲突的激烈性。

在密云水库附近开超市的武刚(化名)与调包式打假人爆发过激烈的肢体冲突。

在通州拥有一间大型连锁超市加盟店的陈辉(化名)表示,自己的超市一直以来都是打假人光顾的重灾区。对于相对专业程度较高的打假人来说,小超市索赔金额低,赔偿时间长,对他们已经失去吸引力。大型超市一般都是厂家赔付,有的考虑到企业形象,无论花多大代价都会把事情平息。

对于调包式打假,栾辉认为难点在于确认证据。对此,栾辉曾专门做过实验,拿一家超市的商品去另一家超市扫码,仍然能够正常扫出来。“难点就在于无法确认他是不是调包,除非超市老板有监控能抓个正着,那样可直接报警,交由警方处置。”

武刚回忆,6月1日中午,店内来了一个四五十岁、穿戴整齐的男子,来超市买了四包辣条和一包旺仔小馒头。该男子买完离开超市后十分钟返回,说小孩子吃完辣条大哭大闹,质疑其商品存在质量问题。而男子出示的辣条包装袋显示已过期。几番交涉无果后,直接威胁要5000元。

在严格遵守法律的职业打假行为之外,采用调包、自带假货等非法方式进行敲诈的案例屡见不鲜。合法打假的崛起,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消费者权益、净化市场的作用,而其中乱象,又激起了新的矛盾,导致了不同打假群体对立。

在与打假人几次电话接触中,罗云试图约对方见面,“最起码知道钱给了谁”。

陈陆的打假团队深知敲诈和索赔的界限在哪儿。“只要是双方协商同意的情况下,要多少钱都不算违法。”陈陆介绍,一般情况下都是先起诉,然后法院进行调解,在调解的过程中,被举报方往往看重品牌声誉,而顺利赔偿打假人。

事后,9名老板组建了微信群。罗云将食药所给他的举报人号码发到了群里,发现9家超市的举报人是同一个人,在当地超市界颇有名气,遭遇过此人“打假”的大有人在。

“如果碰上调包式打假的人,肯定要打架。”陈辉说,“现在老板们怨气很大,只要一家遇到恶意打假,当事老板就会把打假人的照片传到群里,供大家辨认。如果是碰到连续作案的人,大家很可能动手。”

在超市老板们的同行群里,有同一个打假人,以掩藏商品或调包等方式一天光顾十几个超市,不少超市因为货品众多,很难监控到产品被人恶意藏起来。

警方表示,打假人在打假时,也需要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进行,不能超过法律允许的范围索赔,更不能打着打假的幌子进行敲诈勒索,否则就会触犯法律。

罗云回忆,几位到场的超市老板都有些愤愤不平,认为遭遇了“敲诈”。但如果不接受调解,针对自身被抓住的“短处”,处罚金额又远远高于协调金额。

这是通州超市行业协会会长陈辉(化名)提供给记者的一段视频。调包者正是近期频繁出现在北京各中小超市所谓的“职业打假人”。他们专门拿假货调包商家的真货,隔天再从商家找出假货,然后以合法打假的名义进行敲诈。

对于业内比较知名的打假人,通常会被厂家雇佣为保护人。陈陆透露,他的打假团队就曾被国内某大型制衣企业“包养”,每年发放红包,红包数额从数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,除现金外还会奖励汽车。如果遇到其他打假人打到了他保护的企业,则由他出面协调,帮厂家解决麻烦,“打假人这行圈子都很小,是谁做的很快就能打听到。”

5月27日,北京市朝阳区慧忠北路一白色现代轿车被多人截停后打砸。据报道,该事件原因为北京大量超市业主不满“恶意打假人”,以将过期商品藏入超市后再购买的方式进行勒索,后涉事的8名“打假人”被大屯路派出所带走。

根据目前的法律法规,发现过期产品,不足500元按500元赔偿,只要找出一点毛病,都是500元起。